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御林军只是最近几天的事情，增调武官校尉到现在也不过十天，燕王远在北方，他怎么知道得如此之快啊？如果将军要作乱，也不必依靠校尉。”

汉昭帝又说：“这件事只需问问送信人就可以弄明白了！不过，我想他肯定早已逃跑了。”

一计不成，上官桀等人又生一计，他们经常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最后，汉昭帝大怒，对他们说为“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以后谁敢再诬蔑大将军，我就治谁的罪！”

上官桀等人看到这个方法也不行，就密谋让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然后借机杀掉他，废掉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帝。但他们的阴谋还没来得及施行，就被汉昭帝和霍光发觉，最后他们全部被杀。

霍光如果碰上一个昏庸的皇上，恐怕早已被斩首了。而昭帝从信中的时间准确地推算出燕王不可能知道近期发生的事，而且又令人去追查送信之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给诬陷霍光的人一个威吓，上官桀果然吓得半死。

更为可悲的是，上官桀等人仍不死心，意图谋反，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崇尚贤才功名，使民众不争名夺位；不视难得的奇珍异宝为贵重之物，使民众不去做偷盗的坏事；不让民众看见可贪的功名、利禄，使民众之心不产生邪恶和动乱的念头。所以有道之人治理政事，要净化人们的心灵，满足人们的温饱，削弱人们争名夺利的雄心，强健人们的体魄；永远使人们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夺名利的欲念；使那些即使有才智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以无为治国，那么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群居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劳动果实，没有所谓的不均和不平等。自从私有制出现以后，阶级也就形成了，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尊贵卑贱的概念，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让被统治者垂涎三尺，他们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现状，而不想被人奴役和随便打骂，一心一意想变卑贱为尊贵，变贫穷为富有。这无非是对名和利的争夺。

名和利自古以来就是相连而生的，有了名，也就有了尊贵的地位，就会被人赞赏和尊敬。一般而言，有地位的人常会吸引富人的目光，他们各有所需，互为利用，即我们常说的权钱交易。所以，有地位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富有的人一般都有地位。

统治者根据人们追名逐利的人性弱点，来实施自己的统治策略，以达到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笼络民心，他们利用名利权势来吸引天下的文才武将，这一举措不仅为自己的统治增加了后备力量，而且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大有裨益。这种名利权势的获得必须经过争夺来实现，这样一来，人们的聪明才智不是用来对付统治者，而是用来争夺名利，当人们在争夺权位的时候，统治阶级便可放心地睡大觉了。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人们为了一朝成名天下知，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不得不十年寒窗苦读，到头来换个一官半职，实则成了效忠帝王的奴仆，统治阶级成功地实现了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然而这不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它的效用很短暂，不可能收到长久的效果，而且这种做法有其弊端，那就是它会使人们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人们会一味地争名夺利而忘乎所以，造成人心大乱的局面，最后必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

老子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社会现象，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他对社会混乱的根源极力探求，结果发现：天下之所以混乱，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懂“大道”，不懂得无为而治。老子提出要让天下人心静如水，打消内心争名夺利的欲望，这是心理治疗；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身体健康，这是身体治疗，只有这两方面都能达到完好和平衡，人们才会安居乐业，才会安守本分地过日子，天下也就太平了。这种看似消极的治国方略，却能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常使民无知无欲”，这里的“知”有“知识、聪敏机巧”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使人们永远没有投机取巧、争名夺利的欲望。天下人的欲望淡了，人心也就厚道了；人心厚道了，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将老子的这种无为治国的思想解释为愚民策略是不正确的，他论述的治国思想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种境界，恰似悠然中隐含着人性的真实。

晋文公教民得法，终成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