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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时候政府对商人的活动严格限制其目的就是限定商人的身份不

2022-08-10 02:52:04 发布 浏览 815 次

秦汉的时候,政府对商人的活动严格限制,其目的就是限定商人的身份,不让其任意转化,特别是对商人向地主的转化,曾有过明确地规定。西汉政府规定: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不得买地做地主;东汉时政府也明文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农者不商,禁民二业。但是商人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地从事于购置土地的活动。因为土地是根本,是保存财富的一种极为可靠的方式。那种“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已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头脑里。再有地主的身份要比商人的身份优越的多。所以,政府虽明令禁止,但商人置地,向地主转化的趋势是无法扼制的。

隋唐之后,商人的实力更加壮大,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其势头更为强烈,有人形容唐朝的情形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这种情况到处都是,而且成了“因循亦久”的事情了。特别是到了中唐以后,均田制被破坏,政府已不再干涉土地的兼并,大量土地被商人买下。唐文宗的时候,江淮诸道的富商大贾们,“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有一位地方官在河阴这个地方要修筑城廓,经过勘测,其所用之地“皆富家大贾所占”,可见富商占地数量之多。

宋朝是被人们视为“不抑兼并的朝代”,赚得大量钱财的商人,当资本无处投放的时候,遇上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便大肆购置土地,向地主身份的转化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宋朝之前,地主阶级中是以士族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到了明代,缙绅地主占了优势,可是到了清代,庶族地主的势力很快崛起,在地主阶级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所谓的庶族地主,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新兴商人地主。清朝中叶有人这样说过:“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商贾之产。”这样一种说法证实了商贾占田为数不少。有了田地,成了地主,其势力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当然会壮大和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地主阶级中的新兴力量。

向官僚阶层的渗透

向官僚阶层中渗透,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是商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长期以来商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一步一步地把脚迈进官僚队伍中去。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商人们使用了各种手段:

其一是与各级官吏进行结交。商人千方百计结交政府官员,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业务关系。在各级官员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大有人在,利用这种业务关系,官和商便结合起来;二是经济拉拢。商人为寻求政治靠山,以贿赂等手段,给各级官员以好处,这样官与商也就结合到一起了。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结交愈来愈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其名声也大有好转,因此,同商人结交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已没有什么所顾忌的了。

在汉代,商人与官僚们已开始有了接触,不过还不很明显。隋唐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双方的接触趋于明朗化、经常化。《隋书·刘防传》中记载身为大将军的刘防常常接待富商大贾,达到了朝夕盈门的程度;爵位至许国公的宇文述同富商大贾常常聚会。进入唐朝之后,商人结交官僚之风更为炽烈。如唐高宗时长安富商邹凤炽,就常与朝廷显贵游乐,他所结识的官僚数目甚为可观;唐武后时,蜀商宋霸子等能参加宫廷中的宴会和内殿的赌博活动;玄宗时京师的巨商王元宝等人,可随意出入宫廷,谒见皇帝。商人与官僚结交,甚至与皇帝都有了往来。到了宋代商人与官僚们不仅仅只是交往了,而是通过交往,商人谋得了官职,直接转化成官僚了,如北宋末年苏州大商人朱匡,因结交蔡京、童贯而得官;英州茶商郑良,结交宦官,得官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福建提举市舶张佑,原来也是泉州的大商人,因为“交结权幸”才“猎取名位”。还有一些官员在知道调任京官后,立即找到富商巨贾,向他们“预贷金以为费”,等上任后再予偿还。商人们得到权贵、高官的庇护,不仅可以在商业上赢利,而且还能为自己获得一官半职。到了明清的时候,商人结交官僚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了,甚至在官僚行列中出现了能结交大商人而感到荣耀的风气,更多地和商人交友,与商人来往成为了一种时尚。曾经有人这样感慨地说:“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

另外,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行列,科举是从隋朝之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在这之前,官吏的选拔采取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东汉末年,曹操当政的时候,提倡“唯才是举”,延康元年(),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不是以“才能”而是以“家世”为重了,从此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度成为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隋朝建立之后,由文帝打破了这种制度,于开皇七年()设立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时开始设置了进士科。唐朝于进士科之外,又设置了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二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当政时,又实行了由她亲自进行殿试的办法,并增设了武举。在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也最为重要。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建立、健全起来,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予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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