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于民”以下几句：见于《商君书·更法》。《说苑·善谋》亦载之。

鲁昭公对抚养自己的慈母十分爱戴，她死了以后，替她服丧一年，所以就有了为慈母服丧的规定。阳侯看中了蓼侯夫人的美貌，在宴飨时杀了蓼侯，夺了他的夫人，因此就有了大飨时废除夫人执豆之礼。先王的制度，不适宜就要废除它；末世出色的政绩，也要让它显明。可见礼乐的规定是没有常规的。因此圣人制订礼乐，而不被礼乐所制约。治国有常则，而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刑赏、教化有法规，而政令通行才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古制；只要符合大事，不必依循旧章。

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三代：指夏禹、商汤、周武王。　袭：因袭。

“故变古”二句：化自《商君书·更法》。亦载于《新序·善谋》。

夏、商的衰败，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的；禹、汤、武王三代的兴起，是不互相因袭而称王的。因此圣人执政，法律和时代一起变动，礼制与习俗一起变化。衣服、器械，各自方便他们的使用；法令制度，各自依照他们的适宜情况而制订。因此改变古制无可非议，而依循旧俗不值得赞美。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治于。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失）［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百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凡诸子百八十九家。”　“治于”：《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于治”。当正。